製造「雲南」就是創造「中國」！
從古滇國、南詔國、大理國，再到雲南省，
「雲南」曾經主導東南亞的全球貿易中心，
為何最終被中華帝國統合，而淪為邊疆省分？
一部雲南二千年史，何以見證中國的民族建構？
中國歷史特殊論？且看本書如何挑戰葛兆光《宅茲中國》論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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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「雲南人」的地方認同，是大一統帝國的發明
中國大多數含有「東西南北」等方位名詞的省分名稱一般都與河流或山脈有關，如兩河、兩湖、山東、山西等等，但「雲南」卻是例外——作為地名的「雲南」，既與河流、山脈無關，也不是當地族群自發形成的政治地理名稱。
既然「雲南」原本不存在，自然也就沒有「雲南人」。事實上，「雲南」源自於一種來自遙遠北方的距離感與陌生感——它是中國歷代王朝製造出來，強加給帝國西南邊陲地區的一種「想像」。本書便是以「中國的東方主義」及「中國中心論」來形容這種隱藏於漢字觀點下的偏見。
雲南自古以來就是部落林立、政權更迭的獨立區域，一直要到十四世紀才正式被蒙古帝國征服，此後歷經明清兩代，成為「中華帝國」的邊疆省分直到今日。雲南這一省級行政區是元帝國的發明，在此政治空間之下，本地原住民與漢人移民逐漸融合，服膺於帝國秩序，並透過科舉制度與儒家文化，逐漸催生了「雲南人」這個「大一統王朝臣民」的身分認同。
因此，「雲南人」不是「獨立」的想像，而是「臣民」的想像。從明代開始，「雲南」在政治和文化上成為中華王朝的重要部分。所謂的「雲南人」，同時也成為「中國人」的具體表述。
■從雲南的形成，思考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本質
今天的雲南地區，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前就獨立形成了發達的青銅器文明。在相當長的時間裡，那裡生活著不同的部落、部落聯盟和王國，使用具有異國風味的名稱（如滇、僰、昆明、夜郎、哀牢、勞浸、靡莫、邛都等）。「雲南」這兩個漢字首次出現於西漢時期，屬於漢王朝在西南邊疆設置的「益州郡」之下。
西漢之後，儘管中原政權聲稱其擁有對雲南地區的統治權，但從未確立過牢固而連續的統治。雲南地區出現的獨立政權，如滇王國、南詔國、大理國，不斷與向南擴張的北方政權發生衝突，同時也透過貿易與移民進行交流。直到清末民初時期，「雲南」才在「軍閥割據」狀態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。
在一九四九年後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征服雲南，並對當地展開了「民族識別」，將官方認可的各種少數民族，歸併至「中華民族的大家庭」裡，以「民族主義」的方式徹底統合了「雲南人」。
當代中國的民族政策，承接了歷史上不同政權的帝國遺產，透過「中華民族」的概念維護著古代的「大一統」帝國框架，而雲南就是最鮮明的案例。因此，理解「雲南」形成的歷史，同時也是反思「中國」作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本質。
■歐亞「大分流」時代的來臨，最終將雲南推向了中國！
雖然從中華帝國的視角來看，雲南不過是邊陲；但是，若從全球交流的視野來看，雲南絕不是封閉落後、尚待「開化」的蠻荒之地，而是一個位處西南絲綢之路上，貿易頻繁、文化多元的開放地區。雲南的傳統國際貿易網絡，不但可直接通往東南亞、南亞及印度洋，甚至遠及中亞與非洲。
縱使被蒙古帝國征服後，雲南仍然維持其國際貿易的核心要角長達數百年之久。因此，雲南文化深深受到各種國際因素的影響，帶有鮮明的異國特色。本書最具代表性的案例，便是分析雲南如何使用「貝幣」——來自馬爾地夫島出產的海貝、西南絲路與印度洋貿易的主要媒介——從上古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。在歐洲勢力進入印度洋後，歐洲通貨逐漸取代了貝幣的使用，最終造成雲南經濟的崩潰，並轉向以中國主導的大陸貿易體系。
因此，雲南最終被併入中國，不能單獨從中國史的角度來解釋，而必須進一步思考世界史的關鍵影響，才能理解其中的結構性因素。同時，「中國」從傳統的帝國逐漸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，也不只是王朝更迭的內部變化，更受到世界格局變化的外部影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