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是歷史的初稿。
——Alan Barth (1906-1979)
這些年來不曾為重演劇目重寫「編劇的話」，主要因為我認為「編劇的話」和文本一樣，記載了劇作者當
下思想，為過去的作品再加任何註腳，在我來看，都是一件極不浪漫的事。
然而《野豬》卻令我破例。
《野豬》寫於2012年，下筆前走訪過好些前線記者和編輯，結集了一些感想，認為言論自由的情況轉壞，但相信香港要經歷二、三十年並且走得很錯才會來到劇中所描述的情景，所以《野豬》是一個寓言、是一個警惕。然而兩年過去了，社會上發生很多不幸的事，傳播媒介所面對的威脅越來越真實和殘酷，我們的新聞工作者要上街和開天窗來表達他們的迫切，看著一個荒誕劇慢慢變成一個寫實劇，我的難過和憤怒不比當事人少，我甚至認為，我寫得太溫柔、有點不切實際，我期望同業能捕捉更準確的光景，去為這群重要和需要支持的野豬發聲，然後讓叫聲傳遍整個城市。
感激香港藝術節和康樂文化事務署，前者委約這個文本的誕生，後者讓這個文本得以重現，過程中從不干預我們的創作，在今天的香港，我覺得特別需要表揚。
莊梅岩
寫於2014年重演前
兩年前一則報導引起我的注意：有劇團因為排演六四話劇而受到恐嚇，我一看導演名字，已排除宣傳的可能——他是一個我十分信任和尊重的舊同學。我搖了個電話，知道他們的確因為製作題材受到壓力，有些工作人員更因此請辭。一方面我為「創作環境」的改變而感到氣憤，另一方面我慶幸，我們還有這樣的報導、我們還可以公開地抱不平。
一顆種子會結成什麼樣的果子，還要看栽種的氣候；栽種那個概念到今天這個文本的，就是這些年城裡的風風雨雨。
獻給 都市的野豬
寫於2012年首演前
